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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志运动方兴未艾

台北,台湾──许佑生和常人一样,骄傲地炫耀他的结婚照。正
值大喜的日子,他身着订做的中式外套,收拾得整整齐齐,显得有些
紧张。前来祝贺的宾客300多人,汇集在台北最豪华的酒店目睹新
人共启婚誓。

  另一位新郎,乌拉圭人加利·哈里曼,笑容可鞠地向挤满舞厅的
摄影师和记者们致意,他们的婚礼登上了1996年11月的台湾以
及全世界的头版新闻。

  许先生走上台,在彩虹旗下动情地说道:“我只是台湾同性恋者
的一个代表,我认识很多同志,他们无法结婚,也得不到亲友的支
持。”

  这一刻是华语世界里最强劲的同性恋运动的分水岭。

  香港有同性恋酒吧,中国大陆有日益壮大的地下同性恋社群。而
在台湾,同性恋者开始走出封闭,敲开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门,这在
台湾外围是闻所未闻的。

  1987年戒严令取消后,同民主伊始时涌现的其他社群一样,
同性恋者首次可以没有顾忌地团结起来,找到属于他们的社会位置。
台湾的开放和政治多元化给台湾同性恋者带来的能见度和发展势头在
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在变化,”许先生说道,“每一个群体都为他们的权益而
奋争,使他们的声音让大众听到。这种形势鼓舞了我们。”

  拿西方标准来看,这种呼声显得有些“初级阶段”。很多同性恋
者们碍于社会压力,还不敢坦白他们的性倾向,但台湾的同性恋社群
有着西方同性恋活动家们梦想不到的优势:反同性恋的獗辞和暴力基
本上不存在,宗教对同性恋的排斥闻所未闻。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方面,
社会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两极分化。

  在情人节,当地的同性恋群体甚至让在三月总统选举中影响较小
的候选人许信良主持一个假扮的女同性恋婚礼,婚礼的新娘角色由他
的竞选伙伴担任。许信连想籍此表示他对同性恋者权益的支持。

  在假婚礼上,许对着镜头主持两位“新人”牵手,他说道:“不
管你是同性恋、异性恋或者双性恋,你都应受到平等对待。”这种场
景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过去十年里,对同性恋的支持与日俱增。台北有了一家同性恋
书店,有了同性恋热线,大学生互助组织,同性恋友好诊所,两家同
性恋杂志,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在全岛公开营业。

  象世界其他地方,互联网对同性恋社群的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男女同志可以保持低姿态在网上相互认识,发现自我。

  “在网上,你可以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人们根本不知道你是
谁,”亚里山大·张说道。戴着画家帽的张是g&l出版公司的主持,
他们出版g&l和《风采》杂志。两本杂志总销量三万册,在台北的
同志书店销售,也在主流书店,比如红火的艾斯里特连锁书店出售。

  1992年张离开台湾去海外时,同志找朋友的唯一途径是一家
在后页登几条同志征友广告的电影杂志。广告也是闪烁其辞,比如
“征同性相知”。

  现在已时过境迁,张的杂志每期有十多页征友广告,而且完全除
掉了过去人们不得不用的含糊措辞。通过这些出版物和其他新闻媒介,
大众文化将同性恋推入主流意识的坦率精神在其他更保守的华语地区
是无以复见的,这些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993年,李安导演的国际红片《喜宴》在台湾创下当时票房
纪录。这部获奥斯卡提名的喜剧片描写一个台湾男子同他的美国男友
合计企图将他们的关系对他的父母瞒天过海。

  一年以后,作家朱天文发表了她的力作《荒人手记》,描写一位
男同性恋者的生活和爱情。该书获得台湾最高文学奖──《中国时
报》小说奖。两部作品以及以后出现的文学作品和电影都触及到男女
同志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向父母亮相,没有多少人真正能过掉这
一难关。

  张说道:“你问一百个人,你最不愿意谁知道你是同志,有一百
个人的回答是他们的父母。”

  尽管台湾越来越宽容,但传统的性和家庭观念在老一辈中仍然很
顽固,强调传统(比如传宗接代)的古老文明和崇尚多元化的现代意
识发生了冲突。孔子一条著名的教条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38岁的维斯特·陈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父母不耐烦地催他结婚
生子。孝心使他不忍向他们坦白。

  陈拥有一家同性恋酒吧“源”,他说:“我不在乎别人知道我是
同性恋,但我必须特别当心我的父母。他们将很难接受儿子是同性恋
的事实,甚至会陷入深深的自责。”

  同志向父母坦白后被指责不孝,还被拽去“治疗”的故事让陈吓
得直打颤。

  爱伦·陈(不是维斯特的亲戚)只告诉了母亲。他说她希望他
“服军役完后会变成异性恋”。她还警告他不要告诉他父亲,“父亲
一旦知道就会打死我的。”23岁的他还在上大学,在一个校园小组
里得到了支持。

  然而中国文化并不是一直对同性恋这么不宽容。历史记载中,历
代皇帝经常养男宠,其中包括内心温柔的汉哀帝,传说他为了不吵醒
熟睡在他袖子上的男宠,离去时将衣袖割断。在中文中,同性恋有时
会被称作“断袖之交”。

  在18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里罗列的越轨
性关系中,就同时包括同性和异性伴侣。19世纪同性恋在中国十分
普遍,一位英国传教士写道:“国家一级的官员毫不迟疑地承认(同
性恋的普遍)。”

  20世纪前夜,现代中国最受敬仰的改良派学者康有为曾提议设
立婚姻法,而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都被包括在内。

  台湾的同性恋者们希望继承中国文化中的这支开放传统,极力推
进同性恋的可见度和平等权益。维斯特·陈表示:“我不愿看到同性
恋者们躲在酒吧和桑拿浴室里。我希望他们能够手拉手走到街上去。”

  同性恋者们还是怕公开身份,所以在同性恋取得社会空间后,政
治性组织姗姗来迟。台湾还没有公开的同性恋政治家,也没有公开身
份的同性名人。

  在在两年前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同性恋社群第一次被卷政治中。
几个候选人感觉到同性恋选票筹码的份量,他们一起签了一个支持同
性恋的通告。两位领先的候选人马英九和陈水扁,在通告上签名,并
对g&l杂志回答了有关同性恋者权益的问题。

  当时在职的陈水扁受到了指责,因为他曾经答应参加作家许佑生
于1996年举办的婚礼,但却临场缺席,后来他许诺的由台北市政
府资助的同性恋圣诞舞会也成泡汤。

  陈水扁后来说:“但我的心愿没有改变。我希望市政府支持同性
恋者权益组织的成立,让我们的同性恋朋友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马英九也表示他的支持,“不管你是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
只要你是守法公民,你的自由选择就受到保护。爱是人类永恒的追
求。”

  最后是马英九竞选获胜。他在市政预算中拨了三万多美元的经费
来资助与同性恋有关的项目。现在这笔钱还没有被批下,但同性恋活
动家们因这一姿态而受到鼓舞。许说道:“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怎样在
政治游戏中打同性恋牌。我们还没有同性恋政治家,但我们至少让大
众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市长的形象现在被用来当作成立“台湾同志联盟”的招贴,它是
第一个试图得到官方承认的民间组织。陈、马当时是竞争对手,后来
加入了三月的总统选举。同性恋活动家们希望他能在全国范围上响应
他们的需求。然而许多台湾的同性恋者只指望一些小范围内的胜利。

  京洁·林终于鼓足勇气向她的两个姐姐亮相,让她吃惊的是她们
都是同志。林和女友一起有两年了,她们时不时谈到结婚。

  “五年里的变化真大。谈同性恋不再招来异样的目光,说不定有
一天同性恋不再受到歧视,”她说道。“我生来如此,不存在接受还
是不接受的问题。”